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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平演变寄希望于全球化世代(图)
(博讯北京时间2009年5月28日 转载)
    
    来源:纽约时报
     从北京到河内,共产党已经确定,他们自己所面临的头号威胁,是愈来愈清晰可见的“和平演变”。
    
    在中国和越南,这话听起来,可能就像天气预报员向人们预警说阳光灿烂的大晴天隐藏着危险一样。但是,对于这些一党专政的亚洲国家中的政治设计师们来说,他们的担忧却是非常认真的,他们设计的市场马列主义,也给这些国家带来了飞速增长的资本主义。如今他们所担心的噩梦,并不是一场革命性的巨变,而是点滴渐进走向自由民主政治。
    
    专栏作家罗杰·科恩(Roger Cohen)从越南胡志明市发出的一篇题为“担忧和平演变”(Peaceful Evolution Angst)的报导。报导说,天安门事件发生20年后,叛乱式的革命处于冬眠状态,而从北京到河内,学生都表现出温顺可教。在可预见的未来,他们都把经济发展排在了争取民主之前。也许他们仍想获得更多的自由权利,但是,这不会促使他们像天安门一代那样,走到与现有体制激烈对抗的地步。
    和平演变寄希望于全球化世代
    
    一些分析家认为,美国实行对中国武力包围下的和平演变战略(资料图片)
    
    “中国的当务之急是发展,”北京大学生态系四年级学生曹宋(Song Chao,音译)这样对纽约时报驻北京的记者莎伦•拉弗兰瑞(Sharon Lafraniere)说。在越南,人们的心理也类似。他们更关心的,不是推动多党制的民主制度,而是如何从骑摩托升级到开小轿车。
    
    也像在中国一样,在越南,人们的这种务实的心理与这个国家过去所经受的创伤息息相关。这两个国家都在20世纪的后半段经历了内战,消耗巨大。所以,尤为珍视社会稳定,尤其是珍惜那种能带来生活水平飞快提高的社会安定。
    
    纽约时报的报导指出,但是,这场转变中,对于中国和越南这样的亚洲国家党政高层来说,影响和后果并不仅仅是如此,还有一个令政治局常委们彻夜难眠的幽灵在徘徊,那就是“和平演变”。
    
    科技的发展已经把极权主义政体中的“极权”因素消除。由于互联网的产生,斯大林或者毛泽东时代的那种能让人永远处于黑暗中的统治已经一去不复返。尽管当今不论是中国还是越南,都不能说是自由的社会,但是,不自由的程度并不至于令到那里的国民们要痛声疾呼自由。
    和平演变寄希望于全球化世代


    比尔·盖茨领军电脑时代,电脑时代又发展到互联网时代(资料图片)
    
    在北京的中国青年政治学院里研究当代年轻人的社会观的学者史国亮(Shi Guoliang,音译)对《金融时报》记者表示:“学生们不再去静坐了,(有事)他们就写博客,上Twitter(博客网站)。”
    
    当然,中国政府会拦截一些被他们视为敌对性质的网站。那里的互联网自由是有限的。相比而言,在越南,所有事情都要比在中国更宽松,自由度更大。当然,在两国相亲相爱的表层之下,相互竞争的敌意,是存在于两国之间永久不变的定数。
    
    在中国和越南这两个国家,共产主义,已经仅仅是权力把持者打出的旗号而已,而通信和互联网世界成为了一党专制国家的减压阀门。
    
    总而言之,革命的时代已经结束。谷歌(Google)已经吞噬了反叛的冲动。这是“天安门一代”和当今亚洲新兴的“全球化世代(Generation Global)”之间的主要差别。热力,只有在一个封闭的空间才会冲上顶,而当围墙和边界不再严实时,热力自然会消散。
    
     纽约时报的这篇文章认为,既然如此,在接受了毛泽东和胡志明的警示的这些共产党的干部们心目中,还有什么要担忧的?显而易见的,除了“和平演变”,还能有其他吗?
    和平演变寄希望于全球化世代/250px-JUNE4-0P.jpg
    
    “天安门一代”的激烈行动已经成为历史不再来?(资料图片)
    
    苏联制度发生的几乎毫无声息的从内爆炸,以及中欧的天鹅绒般的柔性革命,给设计21世纪软性的社会压制的建筑师们留下了不可磨灭的印象。使得他们警惕的,不是轰隆的巨响,而是细声的哭诉。
    
    他们的专制是静悄悄地进行的。这种统治不是基于恐怖和劳改营,而是设立各种红线,这些红线就是,当自由发展到了开始意味着谴责或有组织地对抗当局的权力时,就要钳制这种自由。
    
    由此而言,如今,带着一副资本家面孔的共产主义守护人所警惕的,并不是携带着Ak-47冲锋枪的革命组织,而是那些看起来无害的非政府组织(NGO)。
    
    党的官员们在时刻注意的,是那些胖乎乎的、受过太多教育的西方理想主义者。在党的官员眼中,这些人表面是在谈论人权和法治,背后是模糊当局设立的红线,抽掉共产党干部的主心骨,腐蚀他们。
    
    “在这里,你可以在一天内完成注册一个公司,但是,要注册一个非政府组织或者一个慈善组织,你想都不用想,”哈佛肯尼迪学院设在胡志明市的一所分校的管理者、联合国开发计划署驻越高级经济专家乔纳森·平卡斯(Jonathan Pincus)对记者说。一个俄罗斯代表团最近来到越南,给当局出主意,怎么对付非政府组织的威胁。
    
    这当然是一种令人遗憾的现象,但并不是什么灾难性的事情。“最好(best)的”不应该是“好(good)的”敌人。中国和越南在极权主义的体制倒下后,迅速崛起,使得占全球人口20%左右的人民脱离了贫穷而受益。西方国家并没有比这更高明的办法。
    
    纽约时报的报导说,单一的教条往往导致人类误入歧途。柏林墙倒下之后不久,曾几何时,自由市场与多党政治体制理念似乎要席卷全球、高歌猛进。但随后从莫斯科到北京以至河内,都出现了反作用力。本土市场和民族主义抬头,其重要性盖过了自由理念和民选投票,天安门事件和柏林墙倒塌所代表的崇高精神几乎烟消云散。
    
    生于自由理念的美国,必须接受眼前这个事实,同时提倡美国的价值理念,但提倡美国的价值理念必须有耐心才行。随着中越两国中产阶级的涌现,他们的消费需求在增加,他们会要求更多的东西,同样,他们也将对政府提出更多的要求。
    
    他们会要求,决策的透明度更大,法律更可预见,医疗健保更健全,吏治更清廉,教育更普及,言论自由环境更宽松,以及划更少的红线。
    
    纽约时报的报导最后说,显然,一党专政的国家将难以提供这一切。
    
    由此看来,在未来25年里,在中国与越南,通过和平演变达成的民主与自由,只会更多而不会更少。 _(网文转载) (博讯 boxun.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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