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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锐口述往事》在香港出版,附序言
(博讯北京时间2013年7月13日 转载)
    《李锐口述往事》,28万字,已由香港大山文化出版社出版。
    《李锐口述往事》在香港出版,附序言


《李锐口述往事》序一

    
    朱正
    
    李锐先生是我的老师。1949年8月长沙解放,9月我考进了新湖南报办的新闻干部训练班。那时李锐是报社的社长,他来给我们学员讲过课。这样我就成了他的及门弟子了。新干班结业,我到报社工作了。只是一个新参加工作的一般干部,不会有很多和他接近的机会。不过他的风度和才气留给我的印象是深的。当年我叫他李社长,后来他和我都不在报社了,我就叫他老社长了。
    
    1950年他调离报社,先是到省委宣传部,不久又调到到中央政府燃料工业部主管水力发电的建设。从此几乎有整整三十年没有再见到他了。在这三十年里,他有十一年是被流放于北大荒和安徽大别山,八年是关在秦城监狱;我有二十二年是当右派分子,劳教五年,劳改三年,反正都是九死一生。并不是只他和我两个人遭到了灾祸,是我们这个民族遭到了灾祸。我有机会再见到他,是这一页历史刚刚翻过去的时候。1979年,一次他路过长沙,和一些原来报社劫后余生的旧部见面,他给我们谈了自己这些年的遭遇,以及对这些事的思考。到今天又是三十多年前的事情了,他说的一些话我仍旧记得很清楚。他说:“同志们啊,说得难听一点,这些年,我们是被农民专政了。”谈到毛泽东,他说了“功劳盖世,罪恶滔天”八个字的评语(前者说革命,后者说治国)。我觉得他把我想说的话说出来了。
    
    1980年,人民文学出版社借调我去参加《鲁迅全集》的编注工作,我就到了北京。闲空时间,我常常去看望老社长。他知道我一个人住在出版社的招待所,到了节假日,就常常打电话叫我到他家去吃饭,“改善生活”。后来我借调的任务完成,回到长沙,以后有什么事到北京去,好几回都是借住在他家,交往也就深了。和他平常的交谈中,使我受益不少。我的一些肆无忌惮的谈吐,他也能听得下去。我想,这是因为对于一些人和一些事,他和我的看法是相同或者相近吧。
    
    我以编辑为业。老社长很看重这一点。他的大著《庐山会议实录》初次出版的时候,他向出版社提出,要我担任责任编辑。他主管的《中国共产党组织史资料》编辑工作,也要我去参加过一回讨论,我问:要我去干什么?他说:你编辑的知识和经验有用。这样我就到万寿路中央组织部招待所去住了几天,看了一部分书稿,提了几点建议。
    
    反右派斗争是我一个长期思考的题目。后来下决心把它写一本书。在写作过程中,我拿了一部分书稿向老社长请教。他看了。对于一些他以为不恰当的说法提出了修改意见。书稿写成之后,几年都找不到出版的地方。最后是他推荐给河南人民出版社,才得以出版的。出书之后,民营的席殊书屋评当年好书,把这本书评为非文学类的十本好书之一。老社长去参加了他们宣布评定结果的会,说了一些鼓励的话。我同老社长越接近,也就越了解他,对他的道德文章就越敬佩。一年他寿诞,我跟几个朋友给他送了一副寿联,我们是这样写的:
    
    立德、立功、立言,备矣三不朽;
    
    不淫、不移、不屈,大哉一丈夫。
    
    这就是我对老社长的看法。我以为这副寿联是只能送给他的。够得上古人提出的这两项标准的人,是并没有很多的。
    
    像他这样一位人物,生平经历如此丰富,起伏如此之大,波澜如此之多,又曾经处于历史漩涡的中心,可说是传记文学极好的典型。他这几十年的遭际反映了中国历史上极重要的这一段,而他的立身行事又足为后世楷模。这是能够写成一部有声有色的传记的。最早是光明日报记者宋晓梦女士写了一本,香港版书名是《党内有个李锐》,内地版的书名是《李锐其人》,她在写作过程中跑了许多地方,找了好些人,调查访问,收集材料,我也是她询问过的一人。她这本书出版之后,很得到一些好评。
    
    也有好几位朋友知道我和老社长有多年的接近,相知较深,希望我为老社长写一部传记。这当然是个很好的想法。我想,这就和我写作鲁迅的传记、浦熙修的传记不同,不是仅仅凭借文献资料,而是对传主有直接的了解,自然也很乐意承担这项工作。只是手边七七八八的琐碎事情总是打发不完,这一件想到要做的事情也就一直没有动手。
    
    现在丁东先生和南央师妹合作费时数年的《李锐口述往事》完成了,我很觉得高兴。这真是一本极好的传记文学作品。它提供了许多生动的细节,使人们对当年的历史能够有一个更具体的了解。我以为这本书的一个最大的特点和优点就是,传主在自述往事的时候,常常谈到他的思考,不仅仅是就事论事,也思考中国的现在和未来,中国怎样建设成为一个民主的、法治的现代国家的思考。这些都给读者很大的启发。下面摘录两段做例。传主在谈到他多年来一直关注的三峡工程问题的时候,说了这样一些话:
    
    全世界十个最危险的大坝,三峡是第一名。毛泽东周恩来在世时,都知道这是件非同小可的事情。为什么现在能通过,能开工呢?我的看法是:从根本上来讲,,是国家制度的问题,是政治体制的问题,还是人治,就是一个人说了算的专制体制。因为邓小平赞成,王震这样的人帮腔,所以三峡一定要上马,其他的人说什么也没有用。(第293页)
    
    谈到政治体制的改革,老社长说出了他的一个根本性的思考:
    
    中国的根本问题,还是要解决党的问题。党政要绝对分开。国家政权是国家政权,政党是政党。现在党的官员的权力高于一切,高于政府,高于法律,政府与法律都是附属于党。这个问题不解决,市场经济是搞不好的。现在搞出的是权贵资本主义,问题更明显了。(第340页)
    
    就从这两个小例,读者也就可以知道这本书内容的精彩了。太史公说:他的《史记》是一部“述往事,思来者”的书,我看这一本《李锐口述往事》,不仅仅是在述往事,也是在思来者。他在请比他年轻的读者和他一同来思考这许多问题。南央师妹嘱我作序,就给了我通读全稿的机会。我读了。当然乐于写此短序向读者推荐这一本好书。我相信别的读者也会和我一样,感谢她和丁东先生所做的这一件工作。
    
《李锐口述往事》序二

    
    丁东
    
    这本书的动议始于二00二年。年初某天,北京电影学院教授崔卫平给我打来一个电话,建议做李锐先生的口述历史。她知道,我在此前和李普先生合编过李锐米寿文集《大哉李锐》,为李锐先生其他著作的出版也起过某些推动作用,同时,我正参与主编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出版的《口述历史》。
    
    从口述史学的角度讲,李锐先生当然是一个难得的采访对象。他是廿世纪中国革命和建设的参加者,是许多历史转折期高层博弈的亲历者。连胡耀邦、赵紫阳这样的重要政治家,都在生命的最后一程选择他作为历史的见证人。他如果愿意接受采访,将为中国当代史册增添凝重的一页。
    
    我和李锐先生电话联系,他欣然同意。于是,我和崔卫平到北京复兴门外大街22号楼李老家中,开始采访。崔卫平的夫君王绥琛,是摄影专家。他用录像机记录采访过程。这样的采访,大约有十次左右。其间三峡工程总公司邀请李锐先生前往三峡工地考察,我和王绥琛还曾随行,边采访,边拍摄,从宜昌一路到重庆。
    
    后来,崔卫平可能是工作较忙,也可能是觉得李老口述的进程比她预想要漫长得多,于是和王绥琛退出了这项计划。我不擅长摄像,于是用录音机继续采访李老。二00二年夏天,李老夫妇到位于北京怀柔的宽沟招待所避暑,我和他一同前往,每天谈半天,谈了半个多月,本书的大部分内容都是在这段时间录制的。
    
    同时,我请妻子的妹妹邢晓明帮我把录音转化为文字初稿。本来,我想在此基础上整理成文,请李老定稿,然后到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的《口述历史》丛刊上连载。但登了一篇就没有继续下去。一是因为李锐先生太忙,登门访问的客人川流不息。我整理的稿子他只改出一篇,就再也没有时间修改了。二是因为关于延安整风的内容敏感,出版社也觉得公开发表有困难。于是,陆续发表的计划搁置下来。
    
    口述采访进行到李老一九八二年调中组部选拔第三梯队就戛然而止。当时有一家出版机构想出版李老的日记,希望他先为日记定稿。我就不便让李老分神继续口述。所以,李老的晚年生活就没有继续采访。好在别的朋友有采访计划,约我一起参加,请他专题回顾了和一些政坛要人的交往。
    
    直到二00九年,由于李锐长女李南央的努力,这项口述历史工程才重新启动。当时李南央已经完成李锐数本日记的整理出版,决定投入精力,整理父亲的口述自传。我当时清点了一下,李锐先生二00二年口述的绝大部分录音初稿都在,只有少数段落由于中断时间太久,找不到了。我向李南央表示,你如果愿意整理,再好不过。一来熟悉父亲的人生经历和交往,二来有很好的文字功底,三来你和父亲沟通比外人近便得多。但我也同时告诉她,完成这项工程最大的难处,是最终如何请李老抽出时间校订文稿。我数年前就是在这个环节搁浅的。
    
    李老生于一九一七年,这时已经年逾九旬,家中仍然宾客盈门,来访不断。他写了一辈子文章,又不愿意草率应对,一定要在稿子上投入心力,认真修改。所好,李南央联系了香港《争鸣》杂志,连载这部口述自传。如果李老不能及时改出稿子,连载就要断档。这成为一个有力的推动,终于让李老在将近四年的光景里,不断挤出时间,陆续校订了李南央整理的文稿。
    
    我深知李南央整理文稿要付出多少心血。依我的经验,整理一篇口述所花费的精力,甚至多于撰写同样篇幅的文章。在忠实于口述者本意的前提下,如何让文章条理清楚、文字流畅是一件很不容易的事,核对人名、地名和历史事实,更需要知识积累和考证功夫。李南央的本职工作是高能加速器的磁铁工程师。为了做好这件事,她几乎投入了自己全部的业余时间。
    
    如今,李锐先生已经是九十六岁的老人。让人欣慰的是,李老终于在头脑清楚、思维活跃的时候,使这项文化工程得以收关。
    
    参与这项口述史学的过程,使我受益良多。我在大学念的虽然是历史专业,但当时在课堂上获得的真知实在不多,接受的大多是权力锻造的历史假象。穿越遮蔽,寻找真相的历程,是在毕业之后若干年才逐步开始的。有幸聆听李锐先生详细地自述生平,并且和他从容地探讨切磋,使我有机会感受到历史深处真实脉搏的跳动,从中获得的启示是书本上难以得到的。
    
    李锐先生早年满腔热情参加了这场革命运动,中年又遭遇革命吞噬自己的儿女,晚年对革命进行了沉痛的反思。他的一生,是中国共产党历史的一个缩影,是中国民族百年沧桑的一个缩影。他的父辈是中国追求民主宪政的先驱,他在晚年又成为中国执政党内追求民主宪政的代表性人物。我想,浓缩了他心路历程的这本《李锐口述往事》,会得到读者的喜爱。执着追求民主宪政的中国人,将从中得到有益的启示,关注当代中国历史和未来走向的国内外朋友,也会得到珍贵的信息。
    
     (博讯 boxun.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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